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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废人:年轻人立了Flag就要把它扶稳
“隐形贫困人口”的风头刚过,“积极废人”又成了舆论场的新兴词。所谓的“积极废人”,说的是那些“爱给自己立flag,但永远做不到的人;尽管心态积极向上,行动却宛如废物”。
Flag(意指公开树立的目标)太多,但时间太少,想偷懒的念头太多,但执行力太差,似乎成了不少人的通病,这也是“积极废人”一词能有市场的现实基础。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这个词确实深有体会。自己和身边的一些同学,离毕业论文还有两个月期限时,就立志“日行百字”,然而每天依旧睡到日上三竿,无所进展,硬生生拖到 几天,才在“死线”的催赶和内心焦虑的折磨下,激发出“无限潜力”;大家天天嚷嚷自己太胖,找不到好看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做朋友,因此要“每天奔赴健身房,一个月瘦15斤”,终却总是在迈入健身房的前一分钟被下午茶的魅力勾走,一个月下来别说瘦了,可能还胖了五六斤。那些flag常活在我们的心里和口头上,却始终无法成为现实。
“积极废人”一词中存在一对显著的矛盾:“积极”与“废人”。积极的心态,显然体现在他们的壮志豪情上,然而“废人”却不一定在说他们能力不足,只不过他们的行动力真的差到了极点。对这些人而言,想行动的念头活不过三秒钟,就被滚滚而来的懒惰念头“拍死”了。
要讨论这个词,就必须要思考:为什么我们总喜欢给自己立满flag?
首先,我们通常是因为自知现状不尽如人意,所以才想做些改变。改变的愿望,是促成flag的根源。比如说,大家肯定是知道自己身材不够好,也不够,所以才定下每天必入健身房的flag。
其次,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闷头苦干”,而总要做些什么让别人知道的事,不管自己能否实现某个目标,都要先把flag放出去。这样一方面能让周围人看到自己积极向上的心态,炫耀一下自己是“胸有大志”的好青年,也能期待别人对自己产生积极正面的评价,因此,我们常常会在朋友圈看到这类“flag宣言”。
再次,flag这个网络流行语本身,也对这一现象有一种助推作用。在“立flag”一词流行后,朋友圈中就常见到这种词,因为发个“立个flag:明天一定开始写论文”的朋友圈,显得比单纯说“我要开始写论文”要高大上不少。
其实,“积极”本身从来都没有错,即使其中有一种炫耀的心态,也是在展现自己身上的“正能量”,没什么大问题。重点在于,如果一个人 做出的成果和当初立的flag之间“图文不符”,他的“积极”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要想避免自己成为“积极废人”,重要的还是要有执行力。对那些要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来说,不开始搭个框架、写个绪论,后面的论文内容是不会自己平白无故生出来的。对那些想健身减重的人,不到健身房举铁,不在跑步机上跑个四五十分钟,又哪里谈得上取得成果呢?万事开头难,坚持下去则更难。
与此同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也很重要,不要一味只想着让说出去的flag听起来好听,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积极,但到结果上却无法完成,成为“废人”。“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更容易让我们去付诸行动,而不是畏难而退,服于懒惰。
立flag不是不行,但是,一旦立了,就要把它扶稳。Flag立得再多,只有实现得多,才是一个真正积极向上的好青年。我们要让积极的心态得以持续,而不能让一个“积极的人”变成“积极废人”。一字之差,差的只是落实的决心。(林俊鹏)
关键词:积极废人,年轻人,目标责任编辑:芦静



“抬90岁父亲审社保”本不应出现
湖北红安一名90岁的老人,退休后在武汉与55岁的小女儿一起生活。今年4月25日,因中间沟通存在误会,女儿载着老父从武汉赶到红安县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找朋友抬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参加社保年审。(5月7日《楚天都市报》)
“为证明父亲还活着,女儿找人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这样一条新闻,在“互联网+”时代,违和感是不用说的了。
给年岁大的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需要证明其活着,这样的证明是有必要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奇葩证明”。但如果说,只有亲眼见本人才能证明其活着,想必很多人都不会认同。现代信息技术时代,证明一个人活着,有的是办法。从前,视频不甚发达时,有些管理部门验证某人是否健在、是否在某地的办法是,要求当事人手持一张当地当日的报纸照相,证明该人确实于某年某月某日居于某地。即便说,后来出现了PS技术,但双方通过视频确认某人是否健在,一般来说是无法造假的。或者说,通过视频确认当事人活着,基本没有问题。当然,红安县这边要求老人到场,还多了一项指纹录入和人脸识别,但这些任务也都是“互联网+”能完成的。
管理部门的说法是,考虑到一些退休人员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甚至有的居住在外地,该局多次下发了通知,由各单位负责采集数据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但因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忙不过来”,又因为保险管理局的几台电脑“需要升级”,善政没能落实。
管理部门不是没有考虑到老人的不方便,但终还是让老人亲自到场了,除了种种客观原因,笔者认为,在“证明活着”与采集信息方面,对管理部门的某些应尽义务缺少明晰而又硬性的制度规定,恐怕是更大的原因。地方间、部门间政务网络没能实现充分合理利用,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种异地间相关部门的某些常态化或临时性协作——只需要简单的沟通联络,就可以轻松实现“电子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怎么说,也不至于让一位90岁的老人长途奔波、被人抬着上楼。如果 相关部委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将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的义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要求制度化,明确规定,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义务自证“活着”,也没有义务亲自到场采集个人信息,那么,因管理部门“忙不过来”“系统需要升级”而导致的“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的窘况应该不会出现。
实际上,管理部门承担更多的“证明”义务,并不会增加很多的行政成本,关键要看管理部门对“互联网+”的利用是否到位。而硬性规定管理部门的义务,也是倒逼管理部门必须研究、落实、习惯“互联网+政务”的信息运作路径。(马涤明)
关键词:90岁父亲,社保,年审责任编辑: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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