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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起薪超硕士背后的真问题 日前，58英才招聘研究院联合口碑发布《2018年1—4月全国重点城市餐饮业用工分析报告》。该报告显示，北上广深、武汉等一二线城市餐饮用工缺口巨大。旺盛的招聘需求直接拉高了餐饮企业的支付薪资水平，北京餐饮企业支付薪资水平甚至高出去年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近千元；广州则高出去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1500元左右。(5月5日南方网) 前些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及农民工”的话题，很是热闹了一番，直到人们正视了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以及劳动保障的脆弱，舆论场才停止了讨论。去年，部分快递员和家政从业人员月均收入超过1万元的现象，再一次成为新闻。然而，仍然是劳动强度、劳动保障与劳动环境等等没有可比性，相关讨论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如今，餐饮服务员身价暴涨，薪资水平甚至远高出应届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只能说明有些共性的问题在逐步扩散。 从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业，到快递、家政和餐饮业，用工缺口逐渐扩大且由于旺盛的招聘需求而拉高薪资水平，背后的逻辑似乎是相通的。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底层职业高薪资，根本上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结果，这本无可厚非。一方面，城市的底层职业意愿从业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上述这些业界，尚处于劳动密集型业态，用工数量庞大，由此导致用工缺口与行业薪资上涨，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逻辑。 应该注意到，人口红利的优势在逐渐缩窄。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上一代逐渐进入老龄化，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通适龄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小。这当然是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是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进步。只是，在这种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服务业不注重转型升级而依然维系既有劳动密集型模式——一定学历层次的群体不愿意进入，没有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群体越来越小，缺工和涨薪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无论是建筑业，还是快递、家政和餐饮业，一二线城市之于从业者素质的要求没有太大区别；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要求，也没有明显区分。犹记得几年前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时，一时间导致了大范围的“用工荒”。其时有专家剖析，中西部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层次上，一些东部地区需要和西部争夺同一批、同一类人才。而现今，快递、家政和餐饮业等服务业，面临的是同样的窘境，由此注定要加剧用工缺口的显现 所以，破解诸多服务业用工缺口越来越大的难题，出路只能是服务业转型升级，并在此过程中各地形成差异化而非同质化用人需求。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一些服务业从业者学历化甚至高学历化，或许会成一种趋势。然而，前提在于，服务业首先要通过转型升级，一方面实现用工规范化；另一方面让工作变得有趣和附加技术含量。拘囿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发展和单一重复性操作，服务业招聘会越来越难。(燕农) 关键词：餐饮业,起薪,硕士责任编辑：芦静

天蓝水碧靠奋斗 “一钢独大”的河北省武安市，2017年空气质量下降，曾受到河北省政府约谈和问责。怎么办？武安市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打出一套凌厉的治霾组合拳，其中一个“大招”是组织开展大规模夜查行动，市级领导带头扑下身子频繁夜查污染。大夜查针对的是突出短板：当地晚9时至凌晨6时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比白天高20%到30%，反映出夜间环境管理不到位。 夜以继日地紧盯不放，这是个苦办法、“笨”办法。但渐渐地，苦干产生效果，有效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为，发挥了震慑和导向作用，加快了蓝天保卫战的进程。“一微克一微克地抠PM2.5”，去年，武安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上年增加24天。看到头顶增多的蓝天白云，当地群众竖起大拇指：“抓和不抓，就是不一样！” 污染防治攻坚战难不难？确实难！要不也不会称之为“攻坚战”。但近年来京津冀等主战场的战况表明，领导干部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敢打硬仗，冲在前面，就能攻破长期形成的污染“堡垒”。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对于污染防治攻坚战涉及的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应切实做到“军中无戏言”，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这一点至关重要。“指挥棒”指向明确，才能所向披靡。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需要一支基层一线铁军。近，中国环境报社等单位组织评选出10名“美基层环保人”以及“年度感动人物”，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凡业绩。其中，“年度感动人物”浙江省温岭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奔，在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时不幸牺牲，被浙江省政府追授为烈士。基层生态环境守望者不仅挥洒汗水，有的甚至流血牺牲。环境变好，是因为有他们在负重前行。他们理应得到更多关心、爱护和支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也离不开公众广泛参与。保护生态环境，既需要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需要公众生活方式的改变。每个人都可以从点滴小事做起，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更加勤俭节约，更加绿色低碳，更加文明，努力做一个“绿色达人”。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稳扎稳打，共同奋斗，生态环境定会持续好转。 关键词：天蓝水碧,奋斗责任编辑：胡印斌

多部门强力协作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难” 日前， 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5年检察开始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提起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诉讼以来，各级检察已经越来越成为奋战在环境治理司法 线的主要力量，成效十分显著，但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难”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现。 “公益诉讼难”，首先难在诉讼主体上。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主体的选择上，采用“有限主义”政策，即一般由检察或地方政府提起公益诉讼，而其他或团体和个人尚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与其说是适格的诉讼人，还不如说是积极的牵头人。这是因为，检察固然在刑事司法方面专业人才多且经验丰富，但在以民事诉讼为性质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或政府部门还需要多方的专业支持，否则往往会在专业与专才方面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向被告方发起有力的诉讼和庭辩攻势。 其次，“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管辖确定难上。检察的设置一般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而立，但环境污染案件的影响范围却可能是跨区域、跨部门的。如一只青蛙在水里，问题归水利或水产部门管辖；跳到水田里，归农业部门管辖；跳到道路上，由交通部门管理； 到了饭碗里，则归食品和卫生监督部门管辖。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哪个相关部门不配合，公益诉讼这张牌就打不起来。 “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调查取证难上。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查取证是审前必做好做足的功课。然而，环境污染案件中，除了因管辖交错而导致调查取证难之外，环境污染案件本身的调查取证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难度要大。此外，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也往往使公益诉讼难以有效维权。 为关键的是，“公益诉讼难”，尤其表现在测定环境损害的“鉴定难”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开展的不利因素。若鉴定这一环节不通畅，费时、费力、费钱，对打赢公益诉讼仗、获得相应损失赔偿会构成不小的阻碍。因此，应对此合理作出一些安排，如免交或缓交鉴定费， 由败诉方承担等。但这样安排，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总之，公益诉讼就是“社会诉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均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只有检察牵好头，相关部门配合好，才会形成强大的公益诉讼力量，有力遏止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静钧） 关键词：责任编辑：蔡洪坡